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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暸望新闻周刊》的一篇关于中国碳纤维产业危机的报道在国内材料界引起了共鸣。
作为材料领域的一项发明,碳纤维最早的用途是用于高尔夫球杆,后来才被发现可以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也正式因为有了军事用途,高性能的碳纤维也就成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禁运的战略性物资。有类似地位的还有高性能膜材料,工业上主要用于过滤和处理污染水从而起到净化作用,但却被日本政府认为在军事后勤上有实用价值而被禁止对中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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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材料产业,与钢铁、铜铝、水泥和平板玻璃等“产能过剩”行业相比,在国内有很多材料因其技术含量高和具有战略价值而被称为高性能材料。不过,与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激烈竞争相比,国内高性能材料行业甚至鲜有企业,从业主体的性质多为科研院所和大学等事业单位。也因为这些高性能材料的应用规模小和技术含量高,这些体制内的科技人士和科研单位多颇有学术和政治地位以及影响力。 123,123
2010年,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定》的七大战略战略新兴产业之一的新材料产业部分,明确提出提升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发展水平。但在2012年科技部出台的多个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十二五”规划中,虽然针对高品质特殊钢和高性能膜材料制定了专项规划,但没有高性能纤维和复合材料方面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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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在呼吁借鉴美国波音公司[微博]和日本东丽公司在787复合材料部件上的组织模式”。在原航空工业部高级工程师杨超凡研究员看来,国内高性能材料行业的问题是没有“产业组织者”:“计划经济时代,从冶金、化工到纺织和轻工,以及各军工部门都和材料有关,各有各的科研和生产体系和队伍。但高性能材料发展到目前的复合材料阶段后,就没有行业主管部门了,想向政府部门反映行业的问题都不知道哪个部委负责。多年来,国家发改委从高技术产业化的角度对材料有项目扶持,但也不是行业主管部门。而且,原来那些各行业部门的材料科研生产体系对复合材料的理解和认识也很不一致,坚持认为中国在复合材料领域与国外差距不大和差距很大的泰斗级人物都有,所以估计在政府官员看来也无从决策。” 123,123